我只是想努力开出自己的芬芳(三)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难产。二天三夜的疼痛让母亲眼淌热泪,精疲力尽。父亲坐立不安,双唇不知不觉布满了水泡。他焦灼地守在租住的盛家湾民房里,蹲,站,转圏,嘴里不停地唠叨:要是她们都活不成的话,我也不想活!最终,在母亲疼痛后的第三天早晨,我历尽艰辛先出来了两条腿,然后,又在接生婆的帮助下,慢慢挣扎出了身子和脑袋。

都说女人生孩子过的是“鬼门关”。母亲生了四胎五个孩子,过了四道“鬼门关”。我下面是一对双胞胎妹妹,小我一岁零九个月,接下来的小妹又同样是小双胞胎妹妹一岁零九个月。除最小的弟弟小我七岁外,三个妹妹都像梯子似地,一个接一个。从小,我就知道母亲很苦,父亲长年在外工作,一年难得回家一二次,母亲孤身一人在父系发达的家族里养育着我们姐妹几个,受尽了欺凌。

房子小,只一间,还是楠竹织的篾墙,黄泥巴糊在上面,常常是一觉醒来,屋前的河水漫到了床底下,黄泥巴在水的浸淹下,一块块滴落进混浊的河水里。打雷下雨时,屋顶掀开了天窗,母亲将我们抓猪仔似地塞进房间的饭桌下,饭桌上铺一张塑料薄膜,嘱我们蹲着别动。我们一个个蹲着小身子,将头探出桌外望屋顶撕裂的天窗,见大雨排山倒海般倾盆而下,母亲用脸盆、脚盆和吃饭的碗摆在地上接漏,在雨水里跑进跑出,抢棉被,抢米谷,转移到爷爷奶奶的灶屋里,一下下吓得嚎淘大哭。母亲顾不上我们,依然独自奔忙在抢东西转移的过程中。夜里睡觉时,家里没有了干的地方,我们一个个被丢进了爷爷奶奶的灶角里,猪仔似地挤在了柴草窝里。去大叔叔家旁边的侧屋上茅房时,我们经常被墙缝里一根长长伸过来的篾竹划痛屁股,哭着告诉母亲后,大人间的吵架咒骂暴风骤雨似地塞满了我的两耳。当一串水淋淋的贝壳从窗户里扔进饭锅后,母亲终于下决心把我托付给待嫁的小姑,把双胞胎妹妹托付给邻近的同乡,独自领着小妹远赴湖北追随父亲生弟弟去了。但没隔多久,双胞胎妹妹被送了回来,原因是两姐妹打架时,力大的把力小的推进了水塘,同乡正好去菜园摘菜发现塘边只有一个孩子,又见水塘边不停地冒着水泡,立即意识到有人掉水里了。把人救上来后,同乡觉得带孩子的责任太大了,她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干脆将两个妹妹送回了家。我记得,那个长长的夏天,小姑和她的女伴们常常通宵达旦地追看乡村电影,六岁的我则领着两个四岁多的妹妹每天坐在门坎上眼泪汪汪地想母亲,期待母亲早点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儿时的记忆里,每次父亲回家,母亲总是泪水涟涟地哭诉。父亲不停地抽着喇叭筒烟,沉默不语。母亲说,我不图别的,只图孩子不受欺负,哪怕是住在荒山野岭上。于是,身上只有80元钱的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利用探亲假真的将家里的房子建在了荒山野岭上。

毛坯房竖起来后,父亲回矿上班了,母亲出工挣工分了,因无钱四间新做的土墙房子除了睡房和灶屋用茅草盖了外,另外两间屋的墙上只能盖块塑料布。冬天的北风嚯嚯地叫,母亲出工修河堤,我们姐妹几个带着弟弟躲在被子里,雀子似地抬头望着风中乱舞的塑料布发呆。

我知道,就算出集体工干农活,母亲也是常常受欺负的对象。那时候,隔一段时间,生产队要收一次村民家中的粪便。人粪、猪粪、鸡粪,一担担挑到村里的农田边,等着队长和会计拿着大称、粪勺和记录本一家一家地验收算工分,粪按质量好坏分甲乙丙三个等级。每次陪着母亲将大粪挑到田边,听到母亲与队长们争论,我就明白我们家送去的粪便从来没有评过甲乙等。农忙“双抢”时,收割了一天稻子的村民必须在散工回家时顺挑一担谷子到山顶的晒谷坪上。别的农妇干完活后,有自己的男人帮着挑到山顶上,自己只需空手赶回家忙家务。母亲个小体弱,弯腰割了半天的稻子,却须自己担着满满一担湿谷三步一歇地往山顶上移,等到人家的饭菜上了桌,她还得匆匆回家照顾几个等她回家的儿女。父亲心疼母亲,亲手为母亲织了一担专为她出工挑谷用的小箩,可这担箩还没挑几次,就被大家的口水骂淹了。

稍懂人事的我深知母亲的不易,不待母亲吩咐,便领着妹妹们自觉地分担了所有的家务。我们将家务活按类分开,四姐妹一周一轮换。早晨上学前一个打早火做早饭,一个洗一家人的衣服,一个拾牛粪做成饼子糊在外屋的墙上用于煤炭引火,一个到山下的水塘担吃水;下午放学后,一个寻菜做晚饭,二个挑桶泼父亲探亲在山岭上开荒种的各类蔬菜,一个去田野河床寻猪草剁猪草,冬天下雪没有了猪草可寻时,得在深秋提前收捡房前屋后的梧桐树叶贮藏喂猪,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母亲收工回到家里,家里的人要保证母亲的赤脚踩在地上没有沙子砾脚板,饭菜全部做好让母亲回来就能吃。大热天母亲汗淋淋回家后,妹妹们会抢着为她扇扇子,边扇还会边记数,一人一百轮流扇。如果是“双抢”期间,则安排两个妹妹用水桶去田里将母亲篾箩里的谷子分出来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坪里,确保母亲散工回家时像别人家的女人一样无须挑谷。我14岁腿伤前这件事一直是由我替母亲分担,14岁腿伤后年幼的双胞胎妹妹和小妹顶了上来,每当快收工回家时,她们挑着水桶和小篾箩的身影齐齐出现在田间小路上,中午来一次,傍晚再来一次。我腿伤后在生产队出集体工参加“双抢”时,三个妹妹又开始了轮流来田间接我的谷担子回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生产队解散,田地分到户。那时候的小妹不到12岁,却能替母亲挑回120多斤一担的湿谷,偶尔一次的抽查过称,让一旁的记工员感叹不已。小妹身小力薄,无法过称,他接过小妹肩上的担子在晒谷坪过完称后,帮忙挑完了最后的路程,他劝小妹,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要这样挑谷子了,免得身体受伤痛苦一辈子。我们记住了这份温暖,也体验到了人情的淡薄。因为别人的箩框看上去满满一担,称起来却不足90斤——篾箩的底下塞满了稻草!

农田分配到户,父亲病退回家,儿女们也渐渐长大,母亲的脸上有了欢喜的笑容。我记得,那时候的我,虽然已顶职参加了工作,却会在农忙“双抢”期间请假回家帮助父母插田扮禾。有一年夏天,我带着自己的男友回家,我们四个如花朵一样的女儿都有了自己的对象。我们四对青年男女玩笑着一字排开在家里的樟树五亩弯腰割禾时,弟弟拿着我带回家的放大镜趴在田梗上照蚂蚁,没一会儿就大喊:“姐,快看,田梗上的草起火了,蚂蚁烧死了。”母亲打着哈哈跑上跑下,一会儿送来凉茶劝我们喝,一会儿又送来毛巾让我们擦汗,周围的村人一个个站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伸长脖子望我们,打趣母亲说:“老王啊,你现在可以享福了!”母亲打着哈哈回应,“是呀,可不是享福了嘛!”

父亲坐在田埂上一边抽着喇叭筒烟,一边小声嗔怪母亲的哈哈打过了河。母亲说,我就是要笑,就是要他们听到我的笑。我们也笑,樟树五亩的笑声浪花一样飞溅在金色稻子上。

我心疼父母,发自内心的想让他们过上舒心而幸福的生活。无论是在家,还是参加工作离家后,我不允诺,但会用实际行动和想法去引领妹妹们,希望她们多替父母着想,少让父母操心。这些年以来,我相信我们姊妹几个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但这些年里,我们一直都是父母暖心的小棉袄。特别是父亲突然故去后,担心母亲一个人生活太孤寂,一个个都想接她到自己的小家,但母亲不想给儿女们添负担,也舍不得放弃自家的责任田,总是找各种理由婉拒后,一次次为我们寄来她晒的白辣椒和各种干菜。我们尊重母亲的选择,收获她的开心。我给母亲买了手机,方便她与儿女们联系;小妹给母亲房间安装了空调,确保她冬暖夏凉;弟弟及时为母亲交纳手机费、电费,让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姊妹几个不约而同地把母亲当成了家里的老小孩,哄她,逗她,离家近的,会隔三岔五回去,男的帮母亲做力气活,送吃的,女的帮母亲洗衣晒被,听唠叨。离家远的,会大包小包地为母亲寄去一年四季的衣裳,鞋子。没有任何娘家人的母亲经常在电话中感叹自己命好,生养了几个好儿女,她说,她是村里人中第一个用空调,有手机的老人,也是唯一一个经常有衣裳送给贫困户的农村老人。我理解母亲言语中的欣慰和自得,也知道我们姊妹几个成为了村子里大人教育小孩的典范。

1995年,凤妹的丈夫因白血病去世,我将她和她五岁的女儿接到了我的小家,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帮她承揽布料做缝纫,帮她走出痛苦重建新家,帮她从一无所有的困境中慢慢熬出日子的甜味。如今十几年过去,凤妹和妹夫的儿子已经长到了十多岁,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早已使她脱胎换骨,欢笑不断,成为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作好帮手和社区公益岗位中的活跃分子。多年后的今天,弟弟在闲聊中问我,大姐,你当初把凤姐母女俩带出农村接到身边,想过后果没有?要是万一她们过不好,你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我笑着告诉他,我只想让家里每个人都过得好,过得幸福,所以上苍特别恩典我,让我的心愿一点点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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