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巨婴”与“小大人”的世界:读《童年的消逝》

八年前在合肥上班,有一个月合肥多雨,骑车麻烦,我上下班便乘公车,下班的钟点,公车里若是有移动电视的,必是转播省台一档叫做“帮女郎”的节目,一众美女主持人托助人为乐的名义,采访些婚外情、夫妻关系之类的家常新闻,因这节目帮忙的功能,记者便在其中挑逗双方于镜头前对峙说理,说激动了,泼妇与悍夫的嘴脸不由自主地要暴露无遗。

在电视上看各色人为家丑吵翻天,腌臜极了,也有趣极了,这“帮忙”节目的每期一吵,娱乐大众的功用比现下拙劣的电视剧强百倍。

于是我想起自己买过一本《娱乐至死》还没看,就翻出来,看完明白这种猥琐的节目实在是娱乐时代最小儿科的一种。经念传播学研究生的同学介绍,说波兹曼另一本《童年的消逝》写得更好些,于是买来看。看完最重要的收获,是晓得原来童年是人造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印刷术之前,儿童只是微型成人,是要早早去学徒,去干农活,去生养后代的。印刷术让识字教育成为必需,于是迈向成年的道路,必要进学堂,进行思维、礼仪的包装,才获准进入成人的秘密大花园。电子时代来临,媒介被电视垄断,童年与成人的界限又模糊起来——下班时段放的这种“帮女郎”节目,无区别地播映给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便是最浅显,也最有力的证据。大人世界有多少以往不应被儿童知晓的丑陋秘密,现在也不再是秘密,也不丑陋,竟成了儿童的日常生活。

“帮女郎”不是我想写这篇东西的原因。原因是另外两件事。第一件,相处不错的朋友,结婚不久便与老公吵着离婚。这让我想起我另一个好朋友,去年里定下婚期,宴席还未摆,已经离掉了。

这些事情,让我想到波兹曼在书里阐述的“儿童化”的成人,这是伴随“成人化”的儿童而兴起的。儿童的言行举止因为电视媒体无原则的信息民主,过早地与成人无差别。而电视这种画面信息读取的形式,使它只能提供“12岁儿童的心智”的节目,并且波兹曼觉得它“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

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成人,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始终停留于“过家家”的时代。童年的“过家家”,以对婚姻的模糊概念为基础,临时搭建起游戏的氛围,并且无规则可循,是最松散的,可以随时停止的游戏形式。而现在新闻常常关注年轻人“闪婚”与“闪离”,分明就是这种游戏在成年期的延展。

作为生命的重要阶段,这种理论说起来实在有点冷酷。较温和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电影。中国导演里,对婚姻观察最见血的只有杨德昌,他的《海滩的一天》有这样的台词:“我们读过那么多的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样重要的难题。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以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的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没有人教过我们。”

杨德昌还是心软的,他觉得还是应该找到办法让婚姻维系下去,也许还可以找到人来“教我们”。如果按照波兹曼的理论,既然成人不能长大,那么就游戏下去,分与合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游戏过程。圆满的大结局以后如果不好过,那么就不过。

于是我觉得,童年的消逝对个人生活的幸福,也有着可怕的影响。

另一件事,看见柴静写的纪念央视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的文章,柴静在里面诉说了陈虻教给她,以及她自己领悟新闻理想,比如“真实”,比如“穷尽事理”,比如令观众“启蒙”与“觉醒”。这种理想,显然只能是建立在书本时代提供的逻辑思维支柱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发明以前的产物。

看完《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看完波兹曼对电视这种媒体对人由印刷时代继承的逻辑思维的摧残,就会发现在电视时代做一个新闻理想者的可悲与可怜处,而且这可悲还根本不必涉及新闻审查制度。

不论一个有理想新闻记者发现了怎样的真相,发现怎样的真理,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当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以嘴做表演的白岩松们、永远提供美好生活图景电视广告、舒缓心情的的背景音乐、有智力缺陷的电视剧、脑残晚会、白痴娱乐节目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内容中,这理想者将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于是,柴静的《新闻观察》所观察到的那些看似思想锐利的画面,除了和“帮女郎”一样引起观众一阵痛快的神经痉挛,大概也起不了别的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快乐的天堂。

《童年的消逝》里说电视是契合儿童“即刻满足”心理的娱乐品,是极迅速流转而令人无暇思索前一个画面的内容组接。所以,当观众面对电视,思想便同时被关了禁闭。一同被关禁闭的,自然还有可贵而可怜的新闻理想。

那么,建立于书本所提供的逻辑思维上的那种“穷尽真理”的新闻理想,能不能新媒体上重生呢?1982写出这本书的波兹曼觉得还有希望,在书的最后一章《六个问题》中,波兹曼自问:“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他自答:“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

波兹曼低估了电脑技术的发展,高估了电脑的文化属性。实际情形是,电脑以及以电脑为基础的网络,比电视更加娱乐至死。波兹曼那样回答,是因为当时仅有“Xerox Star”这样一个还不成熟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问世,而苹果的 Lisa Office System 1还要等一年,微软的windows 1.0还要等三年才面世。如今图形界面发达到苹果的单键鼠标也能操控自如,电脑编程也仅仅成为一种特殊的高科技技术工种。

当然,对电脑充满希望的同时,波兹曼也预见到了如今的可怕情形:“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需理解其中的所以然……”如今的网络游戏,Web2.0中的社交游戏,twitter这种以暴露隐私为乐的微博客……都是IT精英为了赚取点击率,采取的比电视更新奇,更美妙的“利用观众”的方法。这些方法,让我们加速迈进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

至于新闻理想可能生存的各种门户网站,根本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无聊玩意,新闻早在这里变幻了制作的方法——要制造而不是等待发生。点击率至上的原则指导下,真实不重要,标题最重要;新鲜不重要,炒作最重要。网络只剩下一个逻辑:耸人听闻。并且,为了让人们停留在网页的时间久一些,网站将数量庞大而毫无联系的社会、娱乐、政治、体育新闻仿佛天女散花的碎片铺在一个页面上。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消耗在点击、阅读、再点击上面,至于读了些什么,随网页的关闭全部消失。新闻理想着所希望带给读者的“思考”与“穷尽真理”,越发像个优质喜剧——好的喜剧都是悲从中来的。

扯多了,但最后还是想说几句这本书的装帧问题。

我所阅读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中文版,与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公司出版的英文版,在封面用了同一张小女孩儿的生活照片。照片上女孩儿看起来大约是化了妆,穿牛仔衣,神情成熟,盯着看久了,竟觉得这似乎是个成年人。英文版编辑选这图来映证书中儿童与成人之间早已界限模糊的观点,传神极了。

英文版将图撑满封面,色调是一种惨淡的红;书的标题、作者名,以经典的印刷体字母来标示,这也似乎是配合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哀悼。文字位置摆放,恰好将小女孩儿那成年得要命的眼神突出给读者。

很不幸,中文版封面的设计,没有表达出任何书中的观点与态度。中文版把图裁切、缩小到大约封面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白框框住,虽然突出的也是女孩儿成熟的眼神,然而原版的冲击力尽数丧失,图片与书本观点的契合关系被抹杀。标题、著译者署名以黑体、宋体摆在图片边上,丝毫读不出用意,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规整与美观。

学术书的装帧无须多么花哨或者工于技巧,但我想应是与书本身一样有思想,或者至少能提示出思想的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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