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笼之文

在文学的巨大囚笼里,只要放肆,要么涅槃重生,要么化为灰烬,均之二果,若唯求安逸,但平庸一生。

——题记

预备节:文前杂谈

据说写学术评论类文章乃文学大家之雅事,一思一考,信手拈来,总能挤出点文章来。每每文章公诸于世之时,以自身学术界高等资历总能推进某一学术认识的发展。相比吾辈的初出茅庐,与同龄人争论恐也难以免遭碰壁。

这原因自然有种种,一是吾辈资历平庸,既非文学家,也非评论家,和他们玩过家家才大抵与我平庸学识相符,在文学方面所提出理论观点权威性当然就大打折扣了;二是环境使然,如今种种因素相互作用,新注入的名流和他们的文学在巨大鸟笼的桎梏下,愈发萎靡不振。爱好文学之辈也开始风平浪静,争奇斗艳至今不复。于是我觉得的确是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正文节:文学发展障碍性分析

何谓文学?自度此问题实在不登大雅之堂。诸多先贤古时早已提出,并且当今反观其定义也相对完整。但众多前辈对其定义的斗争之热烈至今也没能消弭,其答案的定型之路长而漫漫也。

其实不管文学将如何定义与划分,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后一种主流文学形式总是基于前一种主流文学形式发展而产生,并且后一种文学形式除了其主流文学形式以外,并兼有之前各种文学形式共同发展,因此后一种文学形式总比前一种文学形式先进。依照该文学形式发展态势,越往后文学形式就越纷繁复杂,多种多样。

然则分析文学发展之障碍就可见一斑了:定义的局限造成多样化发展的局限,众多新奇的作品由于不在定义范围之列,把与其所谓的“官方”文学性质不相符合的作品拒之门外,以信手涂鸦取而代之。

何谓文学?实际上广义狭义都不太合理。任何狭义的定义方法都只是暂时的,任何广义的定义方法并不广泛。比如从文学表现形式来说,即便当今官方对其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划分,但并不能代表未来的成见。以小生愚见,在文学这个既宽又广的词语下,应该用更加笼统但不能含糊的方式对其定义——

口出手出即为文学。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应当彻底打破在文学定义上“拦路虎”的戒严,最佳讲究“三个式”原则:各种方式,各种形式,各种语式。

“三个式”原则的本质最终归于文学大自由化,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应当提供一个越发自由的文学发展环境,二是文学创作主体思想的自由化。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推动前者。

这里的环境有大环境和小环境之分,我们把社会环境称为大环境,其他必要环境条件称为小环境。

纵览大环境下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百家齐放,百花争鸣”,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三教九流纷繁云集;二是中华民国时期,众多大师闻名遐迩。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由于民国时期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情况,所以这个时期是值得我们重点效仿和学习的。民国社会有相当的自由,它不是一点的自由,尤其对知识界,对教育界,对文化界,民国政府从不过问。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文化人,在民国就显得特别“有范儿”,有特点,有风格。这实际上和它整个背后的文化运行制度有关系。它基本上有一个大的自由环境,每个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化、世界化融入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一个文明交汇的过程中间,发出不同的表现与特色。

反思大环境下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市场监管相对严格,思想上,由多元化思想逐步趋于统一化,无法在学术理论上争奇斗艳,这也是中国近代出不了大师的原因之一。再者政府对文化知识产权的管理不够到位,尤其作者是文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广大作者的利益没有切实保障,盗版书暗流涌动,非法下载此起彼伏。加上国家近几年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对上市的文学作品的管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学甚至文化的发展的大方向。

小环境下比如写作时间的自由也是不容小觑的。小环境下的自由因人而异,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称得上著作的作品是在火急火燎的环境下完成的,无论是诗也好,文也罢。一切创作的因素不都源自于灵感的表达么?灵感哪里来?可不是被急火烧出来的,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环境赋予的,只有这样,灵感的表达才能上升到外衣的点缀,从而达到灵魂上升华的目的。

积极性与自由发展的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自由的发展环境必然催生不同享受和创造文学的主体对不同形式文学的需求,然而需求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的需求又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有道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叛逆出于自由而优于自由。叛逆便理所当然成为了创新的根本。

文学创作作者主体思想的自由化下,有两种叛逆方式,一是在文化管制的束缚下,众多作者为追求自由打破束缚而形成的叛逆,它只能是一种思潮;二是在自由达到一定程度,文学极度自由的相互作用下变态的产物,若发展到这种状态,那必形成一种规模。

中华民族不像欧美民族独立自我,其从众性格也造就了文学无法在众多作品中突出重围。最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家才开始有了对传统文学的自发叛逆,分布更是星星点状。相比之下,民国时期出现了至今为止所承认的几乎所有被推崇的大师,甚至连大陆的文化人都有“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慨叹。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蒋介石赠予哀悼他的挽联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亦旧亦新,亦中亦西的一代,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反叛。

新的活力由青年人注入,他们是叛逆的领军者。80后的代表韩寒先生在这一点上做的有点不太像中国文人,至少不像现代的中国文人,至于韩寒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文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韩寒先生是像将来的中国文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中国的文学的未来担忧了。

如此叛逆最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批判,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总是少不了长辈的斥责,在斥责中成长。文学同样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学只有新旧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它是一个人的观点加上一个人的感觉,加上一点点个人的情怀所袒露出来的思想,叛逆也只是一个人奇特的观点加上一个人独到的感觉,加上多一点点的个人情怀所袒露出来的新颖思想——至少在该叛逆还没成为主流之前它是新颖的。

其最主要的就是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矛盾的批判,本质也不过是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的交锋。批判是目的,比如推翻某种理论,也是一种手段。并且批判也助长了一些学说从幼稚走向了成熟。

总之,文学性要发展,从文学学术性本身的角度来说,就必须以自由为宗,新颖为主;叛逆为本,批判为手段。此为根基,不能动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通讯技术的不断提高,文学发展障碍之社会根源不容小觑。文学创作的主体内部分化形成的阶层性,以他们为主体进行文学创作,即便他所宣扬的思想与其组织架构相一致,但不论是研究主体还是欣赏主体,其文化产品选择很大一部分受创作主体的阶层的影响。这个阶层是依照创作主体的社会地位、个人经验、受教育程度等划分的。

中国古代长时间专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即使现在共和多年,但是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观念已经淡然处之。比如当今社会很多人有“名家情结”。名家写的东西哪怕是信手涂鸦,也总有人会细细摸索玩味,钻研情感表达线索,反之对于新晋名流之作品不屑一顾,看了也当做消遣一笑了之。因此当代名流成长之坎坷,皆源于此,从而导致“后人过不去,新人进不来”的僵化局面。对于对主流理论持不同意见者,往往会被说成是“异端份子”。一些作者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没有坚定的信念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自己无贯彻坚毅理论,倚门卖笑,双方讨好,图求安逸。最终不能真理至上,只得上演一出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歪道理的尴尬场景。

缓冲节:未来中国文学命运分析

首先理一下本文的行文思路:意识到文学大发展要赋予文学合理定义,要有一个自由的发展环境和文学创作作者主体思想的自由;两种自由必然会催生文学叛逆即文学创新,创新就必定少不了批判,缺少批判就缺少发展,以揭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存在的固有问题。

关于未来中国文学的命运,审慎预测下,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前文说到韩寒先生,的确不像现在的中国文人。要使其像将来的中国文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思想僵化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批判精神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新文化运动”上的“文学革命”运动。

依我拙见,在文学定义、教育体制、文学的市场准入、僵化的思想形态、阶层压制等文学发展方面的阻碍与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及新兴名流的相互斗争,并依照当前的国内形势以及国际形势,我预计将会在至少一百年以内爆发一次文学革命,其声势浩大程度不亚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将会带领中国文学更加人性化,更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批判中,有些新文学最终得以取代旧文学;新文学脆弱时,有些旧文学依旧保持其主流与活力,有些则长期保持互相批判,相互僵持的状态。百舸争流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会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不受传统文学方式的拘束,更加自由以自身为主的文学道路越来越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越来越往人性化大方向考虑。

反之,倘若中国文学发展道路在某一环节停滞不前,或者在某一个障碍中原地踏步,则将直致学术界依旧异常平静,在这表面平静之下却是矛盾与漏洞的窝点。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敢拒绝沉寂的原因。

这也是学术平静下的寂寞与悲哀的告慰。

末节:尾声·希冀

我,徜徉在文学道路上,没有标兵以榜样,没有模板以效仿。文学道路上,我是个盲人,看不见花花草草,辨不清奸邪狡诈。但我在一片混沌中黯然前行,只见得远方——

一只叫文学的鹏鸟,为了自由而满目疮痍冲撞的巨大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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