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曾国藩传》第四章感悟

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楞头青

学习第四章获得新知

1、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有了实权。

2、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

3、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加注重实用了。

4、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

5、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

6、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照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7、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1)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2)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8、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比新皇帝小差不多二十岁。

9、新皇帝上台,第一把火,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下诏“求言”。曾国藩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他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问题。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这道奏折让咸丰认识到曾囯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10、曾国藩对道光皇帝去世前,留下的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奏疏,说服了满朝大臣,这件事更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11、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12、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他提出裁兵五万,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

13、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曾囯藩费尽心血,上的折子,咸丰帝草草读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了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囯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

14、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接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1)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经营大事糊涂。

2)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3)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端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15、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史载:“琉上,帝览奏大怒,椊(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在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们劝谏下,帝下上谕为已辩解。从此小心眼的咸丰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

16、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湖南士人对他更加敬偑。

17、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在得罪皇帝的同时,也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琦善,赛尚阿。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让他的人际关系出现巨大的破洞。他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他坚持原则却遭到无数诋毁之词。

18、“日讲”画稿事件,得罪了普通同僚。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谁也不说话。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是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19、大清朝做到“副部长”拿不出回家路费主要原因:

1)清朝的低薪制

曾国藩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一年置办几套官服,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一百六十两。那时做京官实际是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靠家里补贴,另一个营谋灰色收入。

2)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但京寓近极艰窘。这时他的外债已经一千多两。

20、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

21、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皇帝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22、曾囯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学习第四章感悟

1、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京官生涯至咸丰二年(1852)六月,结束了十来年京官生涯。曾囯藩从升官后,坚持继续写日记到工作之余为国家大政向皇帝提建议;从直言上疏险被皇帝欲罪到为国担忧得罪同僚同事;曾国藩做到了披肝利胆殚精竭虑。当今社会,多一些像曾囯藩这样的勤政廉政的高官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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