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最难过的就是语言这一关 ——闲谈语言的魅力

文/梅拾樱

我打小就有个嗜好,无论念诗,读散文,看小说,极喜欢琢磨其中语言的呈现,陷在语言这个遮天蔽日的大林子里,实在觉得别有洞天。初中上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比划“左手定则”,我却在心里替换“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字,可惜替换来替换去,还是没找到比它更合适的。


写作呢,当然离不了语言。个人认为,写作,无论是谁,过不了语言这一关,就算你写一辈子,都难被称为“作家”,哪怕你出过畅销书也不行。


畅销书作者与作家不是一回事。


那么,怎么才算过了语言这一关?也是我个人认为:作品具备鲜明的语言特色,或个人语言风格明显。简单说,一篇文,一段话,熟悉该作者的人看一遍,大体就能判断出自谁手。这跟画家一样,随便一幅画,内行人瞄一眼,就明白是谁画的。


一个人对应一种性格,一种性格决定一种语言。有的作家的语言看起来如崇山大岭绵延千里,有的看起来似琵琶独奏婉转缠绵;有的冷峻峭拔,有的清新明快……风格多样,不胜枚举。


但无论何种风格,都脱离不了一点,那就是好语言。


好作家没有不重视语言的。“在我阅读经典的时候,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它意义重大,它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它也许就是本质。”这是作家毕飞宇对语言的认识。


不过,要写出好语言,首先得认识它。


好的语言不难找。不武断地说,它有一个基本特征:准确性。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先不讲你别的,首先看是否表达准确。说话或写作,前颠后倒,模棱两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一定不是好语言。


著名诗人韩东有一句名言:诗止于语言。这句话初看确实很令人费解,我思虑多次,结合他这话的背景,终于明白一点:诗歌的基础是好语言,怪异的、丑陋的、变态的表达无论看起来多么特立独行,也不能叫做“诗”。任何文学体裁都算上,离开了表达准确这一点,甭管你这个派那个流,都不是好文学,因为走向歧路了。


好语言首先要具备准确性,再谈形象性、生动性、音乐性、美感等更高级的特征了。


根据经验,一个好作家、好作者,甚至文学爱好者,总是对语言极为敏感的,自身越是写得好,对语言的敏感度越强。也就是说,这些人往往一眼能识别好语言。这表现为一种语言天分。语言天分跟读书多少关系不大,但要识别好语言,阅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要读好的,能多好就多好!


本身能写出好语言的人当然能识别出好语言,然而,能识别好语言的人可未必能写出好语言来,中间隔着一座火焰山呢。也不必为此焦虑,极具语言天分者毕竟少数,一个语言爱好者就算一辈子写不出好语言也不要紧,研究和识别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大乐趣,钻进去,很有意思。


往下看一个片断: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先不告诉您这段是谁写的。猜猜,这是一个什么人写的?高手还是蹩脚汉?若是好,好在什么地方?若不好,它差在哪里?


好吧,您想过后,该我说了,看有道理不?


有一天,我一连看了好几篇公号文,正想休息一下,陡然,这一篇映入眼睛。只一眼,仿佛大热天里不经意间来到一处清净的院落,凉风姗姗,虫声细细,又仿佛千里奔波寻觅居所,终于寻得一风景绝佳之地,登时想住下来不走了。


不卖关子了,这是上世纪写作之大家废名先生的代表作《竹林的故事》的开头一段。


您看,大作家写文,丝毫不带斧凿的痕迹,自然得就像新雨过后,泥土里钻出的茉莉芽,自然,新翠,不俗。它不受任何框架的约束,活像一个寻常人走着走着路,想起一码子高兴事儿,袖子一摔,唱了起来。


先生只用了短短66字,就好似把一个摄像头嵌在文字里,一层压着一层,一帧沿着一帧,一副幽静别致的画面由远及近、由面到点徐徐展开,将我们带入一个中国山水画的意境里,纯净,冲淡,超逸,和谐……


您看着人家用字那么简单,可能不以为然,说这样的我也会写,那您试试呗?


没看够?再来一段: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读完这一段,您又是什么感觉?


您读废名这些文字的时候,是不是总能闻到一种味道,哪种味道?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味道,既悠远,又优雅。这时候,想没想到过这么两个人——沈从文、汪曾祺,这师徒二人。反正,我刚一接触老先生的文字,便想起这二位来了。


若不信,来看一段汪曾祺先生《受戒》里的两段:


——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头一段是说的是小英子的家,后一段是这篇小说的结尾,小英子想给明子当老婆,明子巴不得,两个年轻人飞快划着船,往芦苇荡里亲热去了,船去后,芦苇荡呈现给人的单纯、素雅、蓬勃、热闹,想象不尽的美。


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不必多看,只看一篇《边城》就行,文章与废名、汪曾祺都一脉相承,又各自不同,但都含蓄着,清淡着,克制着,花不全开,月不盈满,散漫着温柔敦厚的味儿。


半年前,我还认真抄写过著名散文家周同宾先生《桥》里一段话:


村北半里许,有条小溪,不知从哪儿流来,也不知流到哪里去。夏日一场大雨,齐腰深;冬天,满沟里的石头总是干的;春秋二季,只有浸脚面的水缓缓流淌。

这也是我极喜欢的文字,不说它呈现出来的画面和意境,但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排列,参差错落,叮叮咚咚,有种和谐的音乐美,特别适合朗诵。


仔细看,好语言都是适合朗读的。


以上所举,不是说它们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语言,但它们是最好的语言之一。


在一类语言里熏浸玩味久了,不知不觉,回头瞧自己写的,多少会有他们的痕迹,不信,举贤不避亲,您看下面一段:


天安门往北,慢慢穿过一环二环三环,到四环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阔朗的森林公园,再穿过公园里的湖泊、矮山、湿地,一大片一大片参差的树林,出园过一条河,看见一处花木掩映下黑铁雕花的围墙,围墙里有数棵高大的银杏和经年的国槐,在它们下面,还有几株不知名的灌木,那些稀疏的枝桠已伸到几户人家的窗前。

这是我那篇《屋檐下有森林》的开头,这篇文章落笔前,我考虑过许多个开头都不满意,一天,不经意中往哪儿瞅了一眼,灵感飘然而至,坐下开笔,这样的文字就来了。看文章后面的评论,虽然看出好的读者寥寥无几,可我自己还是欣赏的。


另外一篇文章里一段:


我们走在一条麦田中间的小径上,月光朗照,树影婆娑,大片的麦子正开着花,月亮下面,远的地方,像结了一层霜,又像笼起一层白雾。田里的麦香和着月色浮过来,我感觉像醉了一样。

仔细看,您大概可以从中能看出前面几位先生的影子,可又跟他们是不同的,蕴藉一些。


语言于我,很多时候像一条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惊龙,偶尔看见它的只鳞片爪,还未看到它的行踪规律,可越是这样,越是着迷。若把语言的世界比成一个米囤,我愿化身一只小耗子,悄悄躲在这米囤深处,磨词炼字,捣句淬意,期待哪天能得一口文曲星之仙气,了却身前世后梦。若把文字比成一架猪棒骨,我好想支一口大铁锅,把它们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先大火烧开,再放上新鲜的姜片大料青盐,慢火熬上千年,直待它香气漫卷一方乾坤。


语言固然对写作的意义重大,但我们又清醒地知道,它绝对不是写作的全部,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譬如作者的情感。我一直感觉,任何语言的魅力都是以情感、思想、审美、精神为背景的,缺乏这些,再美的语言也索然无味矣。


也如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所谓青年作家的未来问题,其实就是有多少人能够成长、成熟为优秀、杰出的作家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抵达这个境界,就看有多少人能够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对人性的强烈而持久的好奇和长盛不衰的探索热情;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和一字不苟的写作态度;三、确立了自己稳定的价值体系。”


不必展开讲了,我认为这是对写作的洞见!


所以,我们每个喜欢写作的人,最终是成为文学爱好者,还是票友,还是艺术家,那就可以对照那三点,再看个人的天分、勤奋和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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